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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干成事的,为何容易出事
来源:本站  作者:卞洪登  时间:2014-11-11

     权力倾向于腐败,绝对的权力,必然绝对的倾向于腐败!而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,就是一个集决策、执行、监督三权于一体的“过分集中”且十分落后的绝对权力;而苏联模式的选人用人体制,就是一个只会向权力负责,很难向权利负责,不科学且十分落后的“逆淘汰”用人体制!

十八大以来,仅中央纪委官网上公布的被调查处理的官员就有近700人,省部级及其以上高官就有50多人,落马高官中有中央委员、候补中央委员7人,占十八届中央委员、候补委员总数376人中的2%,远高于全国党员年平均受处分数的0.15——0.17%。

这50多名落马高官,既没有一个笨蛋,也没有一个不努力,不少人甚至堪称能吏、干将。但是为什么却都倒在了权力、金钱、美色的诱惑下。

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,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。

十八大前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和董瑛的新著——《苏共亡党之谜》。我用厚厚一本书,揭示了“苏联模式”导致苏共亡党的两个根本性原因:一是集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督权于一体的“过分集中”的权力结构,二是从上到下层层任命干部的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。这是苏共亡党、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的两个根本性原因!

这两个根本性原因,导致三大定律:一是“武大郎开店”定律,高我者莫来;二是“赵高指鹿为马”定律,不依附我者休提;三是“买路钱”定律,不给好处者无望!

这三大定律催生了苏共亡党、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以及我们一些地方和单位选人用人上的“四大现象”,即:想干事的人,通常不想让你干事;能干事的人,一般不能让你干事;会干事的人,大多不会让你干事!于是,就形成了往往能干成事的人,常常容易出事!

2013年6月9日,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志军涉嫌受贿、滥用职权案;7月,法院作出一审宣判,数罪并罚,决定执行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40多年前,刘志军从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务段一名养路工做起,一步一个台阶,一直干到铁路界的最高长官——铁道部长。

以刘志军主抓的高铁为例,据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报道:中国现已拥有占世界总里程50%的高铁网络,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运营数据库。不但成功的实现了新技术的引进,而且成功的实现了新技术的改进和出口。中国高铁今年海外订单就超过千亿元。有数据显示,国外建设高铁每公里成本为0.5亿美元,中国只有0.33亿美元,相差1/3。综合土建和车辆两个方面成本,中国高铁造价只有国外造价的1/3-1/2。这些都成为中国高铁实现出口的必要助力和推手。

仅此一例,也可看出,刘志军的能力不可谓不突出,其政绩不可谓不优异。

然而,同样是这个刘志军,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:1986年至2011年,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,为邵力平、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、承揽工程、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,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;为丁羽心及其与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提供帮助,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。

刘志军之前的褚时健——红塔集团原董事长,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,曾经是中国有名的“中国烟草大王”。 15年前,被处无期徒刑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74岁保外就医后,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。2012年11月,褚时健种植的“褚橙”通过电商开始售卖。84岁,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。

刘志军之后的周永康——原政治局常委,47年前即从大庆油田673厂地质队的一名实习员、技术员干起,直至升任到中央政治局常委、正国级领导人。在其不断提拔的过程中,其“两面人”不断圆熟,其腐败也在不断加剧!

刘志军这类能吏、干将,在已经查处、正在查处或还未查处中,人数并不算少,且很有才干,也很勤奋,但为何最后却殊途同归?

他们的自身素质当然有问题,但是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则更有问题!前者是个人问题的主观原因,后者是制度问题的客观原因!

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指出:“制度问题不解决,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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